人性的善良天使，或撒加的两副面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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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的善良天使，

或撒加的两副面孔

斯蒂芬·平克

我的住处附近有一所产科医院，大门口有个三十米见方的广场，再外边，车水马龙昼夜不休，披挂着难看的防辐射服，带着各种身段，女士们在大厅的入口谨小慎微地出出进进，有人迎面而来，有人错身而过，男人们夹在其间，好像走在瓷器商店里。

生在现在，怎么说也是一件比较走运的事——有一天我忽然想——女人可以比较放心地怀孕，虽然环境污染，虽然孕妇三天一小检，五天一大检，战战兢兢地提防各种产前病，但只要有心想生，母子（女）平安总还是绝对的大概率事件——总不用害怕这熙来攘往不长眼的人潮了。

生活、记忆和阅读教育我，不要小看任何一种波澜不兴的庸常。在现代政治学的开端，《利维坦》的作者托马斯·霍布斯宣称人和人之间有着“狼与狼的关系”，建立一个强力政府，为辖下的人民提供他们最渴望的安全感，是当务之急，内平纠纷，外御其侮，政府有的是事情要做，有的是存在的理由。在17世纪的欧洲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事，因为社会本身还没有脱离无政府状态，伤害他人而不必付出代价的事还很常见，一个家庭要想延续香烟，还得以量取胜，只有多生几个才能增加后代存活的几率。而现在，在我可见的地方，人们已经不必如此紧张了：安全不再是平民不敢奢望的昂贵礼物。

詹姆斯·J.迪恩《暴力的衰落》，译本极佳

人类这个物种，至少在五十年里，尝到了暴力一点点衰落的甜美果实。我知道至少有两位全球瞩目的学问家推举过这一观点，一位是《人类简史》的作者，以色列人尤瓦尔·赫拉利，另一位，就是这里要谈的，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的作者，美国人斯蒂芬·平克。其实还有一位詹姆斯·J.希恩，斯坦福的历史学家，著有《士兵们全都去哪儿了？》（中译本作《暴力的衰落》），不过，希恩的关注点主要在欧洲，他的核心结论——两次大战的教训让欧洲人从此憎恨战争——看上去稍嫌简单了些。

在我所熟悉的东欧小说里，在南斯拉夫，在俄罗斯，在阿尔巴尼亚，部族之间的仇杀曾是那里的人赖以活下去的面包，拉美文学，例如墨西哥人胡安·鲁尔福的小说，还有善于刻画人的愚昧的中国农村小说，在嗜血嗜杀方面亦不遑多让。在西欧和西南欧，宗教裁判所是人所共知的黑暗一页，受害人所遭受的酷刑达到了明朝东厂时期的级别；法国宗教战争时期，大革命和大恐怖时期，暴力都是社会运转的润滑剂，有时候，甚至从手段跃进为目的。在东南亚，在非洲，只要一个年代被称为“动荡不安”，死于攻杀的人口就是一个阴暗骇人的数字；在巴尔干和中东，基于难解难分的种族情仇，晚至上世纪九十年代，“向邻居开火”都曾是铁一样的现实。

这都属于平克所说的，人类有一个“不得不总在担忧被绑架、被强奸或杀死”的过去，它也曾是庸常的现实。但大规模的暴力已是明日黄花，平克用科学和统计数据告诉我们，尽管仍有很多人苦于绑架、强奸、杀戮的威胁，我们确实已处在一个不一样的历史时期。

功劳归于现代性。现代性是一次“替代”，家庭、部落、传统和宗教正在被抹消，取代它们的是从17世纪发展至今的个人主义、世界主义、理性和科学。不过，尽管平克的书比希恩的厚实好几倍，他也必须承认，这一替代，以及伴之而来的暴力的衰落，仅限于北美和欧洲，在这些地方，热战、热冲突里的杀戮和“种族灭绝”，肯定是绝迹了。

跟随他的立论，我们可以试着把步子跨远一点：历史上曾是敌人的西班牙和摩洛哥，今天不可能打仗了，在亚洲，马来西亚和泰国，也不太可能再打仗了。要是某一天，巴西的国防部长开了一半的会，突然霍的从座位上站起来：“各位，我们去打乌拉圭吧，有个一两亿美元就够了。”举座之人肯定会狐疑地看着他：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头天晚上网游打多了？

似乎，拥有“长时段”视野的学者，在人类能够抑制住暴力冲动这一方面，都易于乐观。尤瓦尔·赫拉利就把21世纪初誉为“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”，不止是国际间战争的数量急剧减少，强度下降，而且，和平的概念本身也变了。曾经一度，和平仅仅意味着“没有战争”，即使两个王国或部落之间处在和平状态，战争也是一触即发。国际关系的一道铁律，就是只要两个政治体相邻，则一年内必有一战。最好、也是最容易想到的例子，就是莱茵河两岸的一对欢喜冤家——德国和法国，1913年还太平无事，1914年突然就大打出手，既出人意料，又不脱情理。

正因为天空黑压压一片飞着和平鸽，才使得一些不安分的局部地区特别惹眼，暴力的程度尤其严重：在阿富汗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，在土耳其东部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国家，以及所有冲突的“首善之区”——中东。这里有武装占领，有难民，有受憎恨的主权国家和不被承认的单一民族。然而，赫拉利说这些都是例外，因为占领、难民和永远在处理尴尬的以色列，在今天的世界，都属于“非正常现象”。

赫拉利的判断值得认真对待。有时候，调整一下观察角度，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。慈禧太后主政的那段时间，普遍的印象是内忧外患，丧权辱国，但是，如一些学者所说，不妨设想一下没有慈禧等人，晚清是否还能撑持这么久。在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中，斯蒂芬·平克也劝说读者，最好换一种视角来看波斯尼亚、达富尔或者叙利亚发生的事，看它们究竟是一个延及全世界的暴力图景的一部分，还是因其例外才被如此关注，显得如此悲惨。平克不是历史学家，他的本职是认知心理学，所以他的分析要点，他那些理论背后的理据，是这样一个观念：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地狱，还是看作一个被和平祝福的星球，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认知。

尤瓦尔·赫拉利

平克本人也经历过一个认知角度的巨变。

有道是“谁年轻时不左，谁心灵有病”。1969年，平克16岁，一个小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，那时蒙特利尔全城警察大罢工，引发了骚乱，混乱之中两人殒命。这就是他关于“人性”的最初认知，一种阴暗的、无法自控的、不健全的东西。但他后来成了一个心理学进化论的信徒，认为我们的思想、社会生活以及情感，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；可以说，《善良天使》一书，就是脱胎于他“进化”了的、调整后的情感与见识。

达尔文主义会引起滥用。在《人类简史》中，赫拉利就明着把深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“演化人文主义”列为对人性的一种极端认识。以纳粹为代表的演化人文主义，认为人性是可以演化或者堕落的，进可以成为超人，退也可能堕落为非人。此论的症结出在简化，出在生物决定论上；出生、性别和基因的组合，决定了人类的特质和能力，因此个人的和社会的变化可能性就很小了。

这一套被批倒批臭了。就像爱因斯坦说的，他信仰一个善良版本的上帝，存在于万物和谐之中，因而探索到宇宙奥秘的人类也能感到欣喜；平克所持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，也是一个积极的版本，它是在这个层面上运行的：人脑，进而整个人类文化，都是通过一种进化机制发展起来的，跟我们的器官和其他特质一样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，变化了的任务，大脑会发展出许多功能模块，像器官那样，能够解决各种具体的适应问题。

2002年，平克出版了《白板》一书，其中指出，我们固然并非生而一块白板，但这也并不必然通往决定论，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有一些无可救药的道德缺陷。他说，自然选择是一种“中立的现象”，即便它证明了男人和女人，两性各自都发展出了某些更强的技能，擅长于某些另一性别所不可能擅长的领域，这也不能说明两性平等就是虚伪的。事实上，进化也给了人类以神奇的前额叶，它使得人类能够学习，能够改变人性。

中国人说“三岁看老”，如果把它解释为“人的童年决定其将来的人性”，就跟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相悖。一个人的“人性”是先天既有的还是后天养成的，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。人性很复杂，其中一部分元素推动我们去拥抱暴力，向刀枪伸出手，另一部分元素鼓励合作，促使人收回企图施暴的手。

在纳粹和大屠杀之后，这一点其实已属于政治正确，不全然是“科学结论”了。那只让人放弃武力的手，就是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”。看过《圣斗士》的人都知道，双子座撒加拥有善恶两副面孔，谋害教皇，搅乱圣域，是其人被恶的一面主宰时干下的事，直至善的一面出头。公正感，纯粹，等级和秩序观，还有尤其重要的自律，也就是能够预测到自己行为的后果，约束自己不去做那些可能对其他人有伤害的事，都是这善良天使的一部分，此外，能感受别人痛苦的同情心，以及能反思个人处境以得出生活方略的理性，也在其列。

平克把很大的篇幅用于历史上暴力之增减的量化统计。确实，暴力的形式在减少，仍然存在的那些，至少在西方社会也受到严厉谴责。没有人还敢说奴隶制有理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架起火刑柱，中国古代官员贪污被抓，动不动就夷三族，北美的女巫被追杀，法国人民看断头台铡人取乐，这些事情，现在都不可能有了。

善良天使在抬头，然而，现实中的善恶关系，总要比日本动漫的解释复杂许多。赫拉利和平克都没有提到一个情况：暴力的大幅度衰微，政府管控水平的飞升，也给了西方人以坚固的、不能自察的优越感，使得他们容易对自己制造的一些害果不以为然，或视之为“例外”。从17世纪初开始，西方就相信文化与进步，觉得自己可以把人性从野蛮状态下解放出来，达到一个无可撼动的道德高度，如今，他们已经习惯于鉴别不如自己文明和发达的较“原始”的社会，认为自己可以占领他们的土地，规训他们。这样而来的暴力，虽然跟统计数据显示的史上的暴力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在我们的时代，却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存在。

在“唱好”和“唱衰”之间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事实往往是这样：在现实生存的层面上，人人都相信（哪怕是假装的）一切在变好，会看到那些正在改善的现象，社区更稳定，治理更到位，人际关系更和睦，开明包容的共处方式植根于每个人的心里。但在智识需求上，“唱衰”总是更合我们的口味：我们对“盛世危言”很感兴趣，我们愿意传播正在发生的残酷的事情，就某些据说端倪初露的可怕危机交流看法——悲观总是使人深刻的。

用煌煌五六十万言来“唱好”，写作《善良天使》的平克是不讨好的。虽然他直言，个别地方的暴力被夸大叙述，浓墨重彩，让人感到社会越来越危险，此乃嗜痂成癖却又手眼通天的媒体的惯用伎俩；另一个原因，暴力新闻愈扎眼，愈说明和平安宁是普通人生活的常态。

这个论证，就好比说“有关官员贪腐的新闻如此之多，是因为如今大家都对腐败深恶痛绝”，是不太能服众的。不过平克还有很多话要说。在暴力盛行的过去，人们对暴力的神经是麻木的，死一个孩子很正常，现如今，我们在这方面的神经异常敏感；人类理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被无限放大了，那就是，人类会很容易地从特殊推导出一般。两个以色列心理学家——大名鼎鼎的《思考，快与慢》的作者丹尼尔·卡尼曼，以及阿莫斯·特维斯基——联手发现，如果你在昨天的新闻里听到有人当街扔下一个燃烧弹，或者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，或者一起内战，你立刻会觉得暴力无所不在。恐怖袭击就是要引起这样的效果，让普通人觉得惴惴不安，不定哪块云彩就下了雨。然而，媒体却不会告诉你，有多得多的人死于癌症、阿兹海默症或心脏病。

此外，正如和平的概念发生了改变，暴力的外延也扩大了，很多以前不属于暴力的现象，如今被归入了暴力的范畴。在美国，一百年前，死刑绝对算不上暴力，现在，人们只要觉得处死一个人会惊吓到其他人，那么死刑就可以算作暴力。在仍然保留死刑的地区，死刑也要以最温柔的方式——例如注射——来完成，惩处一个罪犯，就是把他安乐送终。此外，之所以虐童、虐兽事件进入公众视野越来越多，也是因为虐人的情形少了，“善待他人”、“己所不欲、勿施于人”，这些格言里的“人”扩大到了孩子和动物。

知识界唱衰人性的势力中，最强大的一支是法兰克福学派，他们背靠的坚实依据，是从19世纪直接渗透入最近一百年的恐怖暴行，其中的顶点自然是大屠杀，而大屠杀，正如齐格蒙特·鲍曼等学者、作家纷纷指出和强调过的，是对启蒙的反动，也是直接后果，是西方理性主义和优良的教育通往恶与残酷的明证。人类的许多理性转化成了残酷，转化率有多高，则难以计量。

法兰克福学派认为，二战里的野蛮罪行，和它们所循的现代、理性的模式之间并无矛盾。平克质疑他们的悲观结论。他基于其他研究者的成果指出，现代性并非暴力的逻辑前提，相反，应该把它看作是暴力的遏制者。我们要擦亮眼睛分清敌友啊！——他说——现代性，它养成了人性中反暴力的抗体。

这一场尖锐PK，即使不存在一种非A即B的关系，也是一个关联词游戏：在“尽管……但是……”的组合中，你把“罪行”和“进步”分别放在哪个省略号的位置？是“尽管发生了罪行，但是人类到底还是在进步”，还是“尽管人类在进步，但是史上最野蛮的暴行是在20世纪发生的”？

你是愿意相信生于战后、久居北美、手握一大把数据图表的学院派斯蒂芬·平克，还是愿意追随对战争、种族迫害、灭绝营、酷刑有着切肤之痛，并以批判社会为己任的一代欧洲知识精英？

冷战史专家加迪斯的《长和平》

其实平克的论证遇到的最大困难，还是资料不足。19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，留下的档案和数据远没有后来那么多，只是平克坚持说，不管你把时间轴拨到一千年前、五百年前、二百年前、五十年前，你都会发现之前的时间里，暴力的面积要比后来的大许多。种族灭绝、战争、叛乱、杀戮、虐待儿童和动物，不管哪种形式的暴力，时间越晚，发生率就越低。书中列举了六大暴力历史性衰落：

1、 从狩猎—采集社会的“无政府”，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首次出现农耕人群及其政府组织；

2、 从15世纪到20世纪，种族灭绝的现象持续衰微；

3、 同期，启蒙运动带来了人道主义价值观；

4、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段“长和平”，西方的主权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；

5、 1980年代以来，是一段“新和平”时期，内战、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袭击都在西方呈现下降态势；

6、 新启蒙运动，即针对动物、女性、儿童和同性恋者的“人权革命”正方兴未艾。

石器时代，地广人稀，刨出的头盖骨上犹有锤砸痕迹，这说明什么？20世纪的战争共杀死1亿人，如果杀人比率如同石器时代那样，死亡人数应该要翻一倍。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们揪着二战和大屠杀不放，平克就反复教导读者，看看二战后，尤其看看六十年代以来的人权革命的成果：以折磨为惩罚手段，人身奴役，人满为患的监狱，宗教迫害，血仇，小错大惩之类的现象和手段，都是从那时进入下降轨道的。还有“长和平”：20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国际大规模战争，这在史上前所未有。

至于“新和平”，那是基于芭芭拉·哈尔夫的一项研究，哈尔夫的统计表明，1989年到2005年之间，大规模杀害平民的事件减少了九成，这种“新和平”是“长和平”的结果，且这一趋势正在向世界的每个地方蔓延。相关的，则是动物权利、少数族群权利、女权和儿童权保护运动的涨潮，暴力在更多的领域处于守势。

暴力的衰落说明了什么？首先是国家的控制力度加强了。霍布斯所观察到的无政府状态，看来是退场了。女人能够得到最起码的秩序保护，可以比较放心地怀孩子，远道买东西，不用找人一路押镖。“免于恐惧”对普通人不再是梦想，尽管“恐惧”的形式和对象都十分多样。然后，和希恩所说的一样，人们相信“商业和贸易的增长”应该代替军事征服，成为进步的主要途径。买东西比偷东西更便宜，人们就会买，而当道路交通以及金融系统也使得贸易更为简便，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活着，要比让他们死掉或者长枷重镣地铐着可对自己有利多了。如政治学家詹姆斯·佩恩所说，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里充满了痛苦和早夭，那么他在将痛苦转嫁给别人的时候，也不会感到有多少愧疚。

我也无法同意平克的所有观点，平克似乎太在意数字，而不怎么关心人的感受。在旧约圣经时代，一次冲突就能灭人一族，而今，砍人一个手指就是数得上的罪恶——安全系数高了，而我们的忍耐力也跟着降低了，一个社区一年只发生一次凶案，社区居民并不因此高枕无忧，在这里，数据统计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。另一方面，全球关注一起暴力事件，也不一定表明暴力事件已经少到让大家都闲得发慌的地步，刚好相反，它可能只是从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挑出来的一个。

然而，当我发现这本书被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国际政要和战略家所推崇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是一盘“大棋”，“唱好”是人文科学家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干预。你看，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给出了这么多铁证，证明我们的世界在变好，人与人、国与国、族与族的关系在改善，且特别赞许了欧美的进步，那么可以想见，在最文明、最发达的第一世界，潜在的黩武行为也许真能一劳永逸地根除了。

比如说，美国今后若要出兵进攻哪个地区目标，就得更慎重地考虑，是不是要中断美好的“新和平”，是不是要污损十几年来人类相对清白的履历，让进化得还算不错的人性一夜回到解放前。在善良、理性、讲求公正的人类里，会有谁愿意推翻科学家力排众议发出的乐观预言呢？我们走着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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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系原创

首发《经济观察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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